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马悦然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沈从文1988年没有去世，他肯定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他看来，沈从文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尤其推崇沈从文的《边城》：“《边城》是一首散文诗，非常动人。”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就要颁给沈从文了，他却听到了沈从文的死讯，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马悦然试图说服其他评委破例把奖授予死去的人，在多次劝说无效后，64岁的马悦然哭着走出了会议室。
24年之后，莫言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大相径庭的是，与沈从文的审美文学不一样的是，莫言的作品则更多地体现出“审丑”的趣味；沈从文“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蔼”，莫言的作品则充满了“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
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出生在乡野，说最粗野的话，却有着最纯粹最清洁的精神，那些活泼的生命，充满着一种淋漓的元气。
他们光彩照人、胆大妄为，要哭则大哭，要歌则大歌，喜怒哀乐都是那样的真诚与强烈。
他们不懂得虚伪与矫情，不懂得阴谋与算计，一切都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显得那样的豪放与庄严。
我们的文明原本就是从自然而来，从乡野而来，它本来就应该是活泼的、纯粹的、健康的。正如张承志所言：“一个青年，一个樵夫，一头牛和一道溪水，引来了哺育了我们的这个文明。”
这是沈从文的一番苦心，他的眼光穿越了很多表面的浮华的东西，试图找到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源头。《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
1922年，在湘西当兵吃饭的沈从文，跟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听环境习惯支配，在这里向上爬做科长、局长、县长……还是自己来重新安排一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一个正当公民？”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最终跨出了对他有着决定意义的一步——离开家乡到北京去，正式成为一名“北漂”。他说，他要“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在繁华的都市，他始终把自己当做乡下人，他不习惯都市生活，苦苦怀念家乡，怀念他家乡芳香的土地，青翠逼人的山峦和延绵千里的沅水。“尤其是那些同我生活在一起20年的人们，他们素朴、单纯、和平、正直，我对他们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
他也写城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沈从文还是更喜欢描写那些家乡人事哀乐的故事。
他敏感地意识到那个时代的激进和狂飙，到处充斥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等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发现，反而是在最偏远的山水间，尚保留着我们民族遗忘已久的精神和性格。
1933年，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第二年，他写出了《边城》，赢来了爱情事业的双丰收。他希望凭借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绘出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
他想告诉我们，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但时代却在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1948年，他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1949年开始，沈从文遭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1950年，他曾经因此自杀，后来获救。
这段时间他开始转向中国古代史与文物研究，此后几乎没有文学作品问世。在他去世的第三天，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多家媒体均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而在国内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报道。
沈从文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大起大落，晚年的时候，沈从文不停地说，我想回湘西。他生前并不被自己的妻子所理解，张兆和说：“他(沈从文)死了之后，我才开始了解他。”
这句话意味深长。不只是张兆和，整个时代都是在沈从文死之后才开始了解他，认识到他作品的价值。
读者说：“少时不看沈从文，觉得他的文字拗，故事也无趣。年岁稍长，却越来越喜欢他。一派冲淡自然，若沉下去咀嚼，便能读出其中的苦味。再品，是苦后的回甘。”
也有读者说：“那个时代的作家，能把白话文用得浑然天成不留痕迹的，唯有沈从文与张爱玲。同时，这两位作家也是最远于政治，有意保持与时代的疏离的。这种疏离反而使他们的写作获得了超出时代的审美价值。”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这本《边城》，入选了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的故乡湘西凤凰能有今日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恐怕要感谢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把故乡凤凰写进了他的书中，也让那里的美景和风情走进了世人心里。不能说所有去凤凰古城旅游的人都是因为看了沈从文的作品，可不能否认的是，到凤凰的游人，很多都是仰慕沈从文之盛名而来。
但这些，都已经跟沈从文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根据他的遗愿，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距离县城中心一公里半的杜田村的“听涛”山下。
他从湘西来，过完悲喜参半的一生，终于又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湘西。
文 | 井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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